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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平均气温在零下十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也在零下，而在凌晨最冷的时候，气温甚至能够达到零下十七八度。在野外狂风呼啸，而日本军队无时不刻的骚扰佯攻也因为这样的天气而变得少了许多，相对应的，从要塞里打出来的炮弹也因为日本人佯攻的减少而少了很多。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的最中心，那充满了俄式风格的要塞指挥部内，一名参谋正对着主管着整个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的库哈利切夫斯基上将做着报告：“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对要塞进行了昼夜不间断的骚扰，我军消耗了约十万发炮弹对其进行驱逐，并且至少造成日军上万人的死伤......目前我军的弹药和粮食储备仍然十分的充足，粮食足够所有人食用三年，而弹药得益于在战前的大量的储备以及日俄战争时期里留下来的库存，更加的充足。其中各式炮弹还剩下四百万发，足够支撑到尼古拉上将率兵从别后夹击日军......目前反坑道作战在要塞工程兵司令s·f·奇日少将的带领下，雇佣了超过一万两千人的满洲人和俄国人正在日夜不停的施工当中，预计在这几天就能够对日本部队挖掘的坑道造成有效的破坏。”
由于俄国把符拉迪沃斯托克变成军事要塞，军队进驻很多，但是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一方面需要修建军事设施，另一方面需要为驻军及其家属和移民修造居所，为此大兴土木，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不得不从华夏引进劳工，大量来自山东和河北的农民涌到这里。据有关资料记载，最多时这里有达10万华人劳工。
华夏人凭借自己的勤劳，很快就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他们在山谷烧砖，在山上伐木，在架桥造屋，在搞河上运输，在街上摆摊，给人挑水送菜，他们是人力车夫，给俄罗斯人当佣人，给俄军修建军事设施，没有他们不干的脏活、累活。他们筚路蓝缕，忍饥挨饿，聚居在一起，过着俄罗斯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生活。海参崴城市管理当局总嫌他们不讲卫生，担心他们给城市带来传染病，多次讨论要把他们从城里驱逐出去，另辟偏远地方让他们居住。但是，他们总是能够想办法逃回城里，就像大路上的野草一样，尽管屡遭路人踩踏，他们依然站起身来，擦去尘土，挺直身躯，顽强地生存下来。于是，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小铺，有了自己的啤酒厂，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剧院，自己的“百万庄”，华夏人成为海参崴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
1902年，俄罗斯军事记者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到海参崴采访，描述了他对华夏人的印象：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群群华夏工人在僻静而遥远的街上步履蹒跚，在斯维特兰娜大街，则是买卖人、官员和军官。听得到夹杂着德语和英语的俄语，并被华夏人的粗大嗓门所打断。符拉迪沃斯托克所有的‘黑工’和‘百姓’都是华夏人。华夏人在市场上做生意，华夏人在火车站背东西，华夏人是马车夫、船工、送水工、面包师、屠夫、厨师、裁缝、鞋匠、装订工、制帽师傅。只有载客马车夫是俄罗斯人。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位女士对我说：‘华夏人在这里所做的最大的恶行就是他们一下子离开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比战争还糟糕，我们会死去。’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是，的确，娇嫩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女士不得不下厨房，海关官员或其他人不得不自己提水桶、补靴子以及修补办公厅最需要修缮的地方。”
正是由于在海参崴的俄罗斯人、华夏人和朝鲜人等的辛勤劳动，海参崴逐渐繁荣起来，由要塞升级为城市，成为俄罗斯在远东的重镇。华夏人参与建设的许多建筑，诸如1912年竣工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成为该城的名片，被命名为俄罗斯联邦级的建筑纪念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本书作者也公正地指出：“如果对全景图（1888年和1919年）做个比较，就可以看出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不算俄罗斯与日本战争的两年，因为当时除了工事外，没有任何建设）发生的巨大变化，符拉迪沃斯托克变成了俄罗斯亚洲部分最大的居民点。几乎每栋房子，每块砖都‘记载着’华夏建筑工人的劳动。”
他们留着几乎拖到地上的长长的辫子，黄色的牛皮纸色的脸——大量吸食大烟和营养不良的后果，狡黠的斜眼，穿着独特的衣服——一半像是女士的短上衣，另一半像是儿童的轻薄灯笼裤。他们踩着软鞋，步伐悄无声息，怯生生的声音，说话低眉顺眼，这就是俄国人对华夏人的第一印象，他们以当地人所称的‘满洲人’而闻名。
关于“满洲人”的这种描述几乎成为陈词滥调，在每部谈到华夏人的出版物中都会遇到。而在施罗德的这本书中，关于华夏人的其他表述则被引用甚少，例如：“就在我最初到达我国太平洋边区的那些日子里，我就听到当地居民描述华夏人对于这个年轻的刚开始移民的城市的重要角色和意义的一句话：没有满洲人，我们就会饿死。近距离了解了当地人的生活条件后，我确信无疑，这句话实际上没有任何夸大的成分。满洲人绝对是欧洲人还能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没有他们，欧洲人就会没有吃的、喝的和烧的，这是人类生存所最必要和最起码的物品。没有满洲人，欧洲殖民者在这里就会寸步难行。无论你需要建房子还是为菜园掘土，或者你需要仆人、肉和蔬菜，需要粗工或承包人，所有这一切，你都应该找华夏人：他是佣人（当地人称仆人），他也是手工匠，他还是园艺工，同时是卖肉工，是经纪人，是承包人，是小货郎，是农民工，一句话，他们可以干任何活计。劳动和地方工业的所有领域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19世纪末20世纪初，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亚洲“色调”正是由华夏人构成的，他们给从俄国西部各地区新来的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城市的这个特点对这些新来的人（更不用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土生土长的人了）来说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习惯的和必需的，如果他们要在这个城市里长期居留的话，华夏人的存在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
库哈切夫斯基上将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之后，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他在日俄战争时期，已经吓破了胆子，现在只求能够守住要塞，不被日军俘虏，而这种低迷的状态在日俄战争之后，在俄国的军队中属于非常常见的情况，直到要塞中的士兵被日军禽兽的行为所激怒之后才有所好转：“好，你下去吧，以后无论有什么情况，都要和我及时汇报。”
“是！”
十一月六号，正在最前面弯着腰卖力的挥舞着自己手中的铁锹，奋力的在狭窄、昏暗、潮湿而污浊不堪的空气向前挖掘的一个俄国工兵，透过己方挖掘的声音，突然听到了在他前面的泥土里传来了非常轻微的同样的挖掘之声。他立即就反应了过来，连忙做手势使得后方的挖掘作业完全停止，一时之间，整个坑道中只剩下了人喘气的声音。这个俄国工兵把耳朵贴到他前面的泥土上，再次仔细的听起了传过来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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